众所周知，中国除了执政党共产党外，还有参政党-----各民主党派，他们是民盟、民建、民进、农工民主党、九三学社、致公党等。1949年以前，这些民主党派游走斡旋于国共两党之间，对于调停内战，促进和平建国起了很大的作用。1949年以后，这些党派抛弃了国民党，转而追随共产党，参与新中国的建立，是联合政府的成员（当时没有“执政党”与“参政党”之说）。非中共人士约占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的半数，三人出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，一人出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，两人出任政务院副总理，二十人出任政务委员和部长职务。（民主人士宋庆龄、李济深、张澜任副主席，无党派人士郭沫若、民建黄炎培为政务院副总理。民盟史良为司法部部长）

此后一段时间，民主党派作为中共的政治盟友，在一定程度上保有批评中共的表达权。但随着反“胡风反革命集团”运动，特别是1957年反右运动的开展，民主党派逐渐失势，论为被改造对象，从此被戏称为“政治花瓶”。这中间要重点回顾的是反对“章罗联盟”的斗争。章伯钧、罗隆基二人均系民盟头面人物，并且在中央政府担任要职（章伯钧为交通部部长，罗不详）据说章罗的政治主张有三点：一，实行协和外交，莫倒向苏联；二，民盟盟员和中共党员不要彼此交叉渗透；三，民盟要和中共订立协议。政纲不同的话，民盟随时可以退出联合政府，成为在野党，后来还有所谓“轮流坐庄”，“外行不能领导内行”等等观点。在章罗被打成反革命以后，全国各地大抓了一批“章罗联盟”的分店，据统计， 1957年的反右，民盟有5173人划为右派分子，占当时盟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五点六。单是民盟中央一级（即中委、候补中委）61人，占中委、候补中委的百分之三十三点六。“覆盆之下岂有完卵”其他民主党派也同样遭遇重挫，从此一蹶不振。

这以后中共加强了对民主党派的领导（控制？），首先是民主党派由中央统战部管理，活动经费国库开销，人员发展有地区和身份的限制（如只能在大中城市，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等）。文革中民主党派实际有名无实，停止了一切活动。直至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，被改造并停止活动多年的民主党派，才又一次焕发出政治热情，投入到中国的政治经济建设中。但遗憾的是，在1989年重大政治事件中，民主党派又一次错误估计形势，站到了中共的对立面。虽然这一次由于民主党派见风使船转向快，因此并未受到大的冲击，但民主党派的软弱和无能也更加为世人所知悉。

历史上的民主党派，曾是一种中间势力，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起到缓冲和调停的作用，共和国成立后也曾两度试图调解社会冲突（1957年，1989年），但都不成功，反而令自身处于尴尬的地位。进入21世纪以后，社会转型中的矛盾日益尖锐，中共不得不独自应对内外各方的压力和批评。也许是基于此吧，胡锦涛出任中共总书记以来，频频释放出提升民主党派统战价值的信号，试图重新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。今年，两位党外人士出任政府部长（卫生部、科技部），中共十七大提倡“党内民主”及白皮书对“党外民主”之表述，更使这种信号达到高频。

目前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局面也是广大人民群众乐于看见和期待的，但问题是民主党派的衰落是一个历史的过程，这中间的历史恩怨纠结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厘清的。著名民主人士章乃器之子章立凡认为现今“中国特色”的民主党派在严格意义上不能算政党,因为它们没有自己的独立的政治纲领、组织体系、经费来源、群众基础等。并且他尖刻的认为民主党派的所谓参政议政作用表现，“基本上是经济及教科文卫等领域的修补工作，对国人所关注的政治体制改革、民主监督和公民维权等方面，未见有所建树，其监督功能尚不及社会媒体和民间互联网。”。

如果说在1957年民主党派尚有“轮流执政”，“竞选总统”之类不切实际的幻想的话，那麽时至今日，民主党派是彻底认清了自己的历史地位。章立凡的话很有代表性。他说：“无须过虑，民主党派从来不具备“夺取政权”实力，历经多年改造后，甚至连唱“对台戏”的嗓子都没有。假如现在让它们上台，像我这样的普通成员也不赞成。”，他又说：“民主协商是建设和谐社会的方法之一，但不等于一团和气的内部包办，也替代不了民主监督和民主选举。宪法所规定的公民言论、出版、集会、结社、游行、示威的自由，目前尚未得到广泛切实的保障；《共同纲领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的崇高法理依据，1949年后被各民主党派作为政纲使用迄今，但其中“普选产生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”之规定，仍停留在纸面上。”。

回顾了建国近60年中国民主党派走过的历程，感觉到中国的民主进程实在是路漫漫啊，以后的路怎样走下去，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！

注：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章立凡先生的“《中国的政党制度》白皮书读后”一文。